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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静安区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地把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一般公民的名誉权问题区分开来,认为新闻媒体在报道与公众人物有关的公共事件时,该公众人物对报道可能对其名誉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其实,当我们翻看世界新闻史,这样的判决并不陌生。1960 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黑人组织指责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镇压黑人运动的广告,沙利文提出起诉,他列举了广告中的材料有几项是不真实的。结果法院判决《纽约时报》赔偿沙利文50万元。《纽约时报》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1964 年,最高法院否定了原判。判决书认为,提倡大胆的辩论有利于社会,而在辩论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不准确的说法。如果抓住这些错误说法加以惩罚,就会窒息这种重要的讨论。从此,美国在审判公共官员诉讼媒体侵犯名誉权案件时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公共官员除了必须证明新闻失实外,还要证明媒体含有实际上的恶意。接着在1971 年“罗森布鲁姆诉大都会新闻有限公司案”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又将这一原则扩大到批评公共官员以外的公众人物。判决认为,一个人虽然不是政府官员,但他参加了公共活动,对社会公益有影响,就成为公众人物,报纸就有权像批评官员一样对他进行批评。1974 年,美国最高法院把公众人物分为完全的公众人物和有限的公众人物。前者是指很有名的(包括好名和坏名)、引起公众注意的,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大众的地位和能力,而且在大众传媒中经常出现的人。有限的公众人物指在解决有争论或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时自愿参加重要的公众辩论,以便影响舆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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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质疑,这些人究竟被谁带坏?其实就是李登辉,还没卸任,说退休要去“布道”,到现在,从来没有看过李登辉一天“布道”,还在到处下“指导棋”,台湾会这么乱,就是李登辉。1993年,朱高正写给李登辉一封信“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治”,警告李登辉不要乱搞,台湾会挂掉,但李登辉不听,台湾从“四小龙之首”搞成民不聊生,祸首就是李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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